2008 年 10 月 31 日 面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中国经济	资料提供:

从产业的角度看，中国经济的快速降温集中体现在工业生产上，如前三季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.2%，比上年同期回落3.3个百分点， 9月份更低至11.4%，似有滑坡的迹象。究其原因，除了奥运因素可能对部分地区的生产有影响外，主要应在几个方面，一是外贸环境的明显恶化。二是利润空间的大幅缩窄，如1至8月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增长19.4%，已较上年同期大减17.6个百分点，这一时期上游资源品的高通胀和下游出口环境的恶化，对企业形成两面夹击。三是国内固定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的明显降温，令钢铁、水泥等相关工业品市场受到拖累。
　　
以上情况反映出，今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降温，源自内、外部环境同时出现变化。外部是美国次按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的迅速恶化，内部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。相比之下，外部环境更有源头的性质，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高度依赖的出口，而且势必影响到国内的投资者预期，令本已存在周期性调整压力的房地产领域雪上加霜。

目前在中国经济的“三架马车”中，消费是唯一的亮点，仅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看，今年来名义和实质的增长都表现为加速上升。然而消费领域同样是有隐忧的，其一，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同比实际增长率仅5.7%，已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1%，这与零售数据反映的加速增长情况并不相符，而理论上说，前者对消费的反映可能要更为全面；其二，消费信心指数已较2007年有了明显的下降；其三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已经放缓，前三季同比实际增长7.5%，去年的水平则是12.2%；此外，如果再加上出口环境恶化对就业的影响，以及现阶段楼市、股市持续调整可能导致的负财富效应，对未来消费领域的表现，不能过于乐观。

政策的全面转向
　　
与以上经济形势变化同样引人注目的是，一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有了重大的转变。政策的基调，去年底是“双防”（防经济过热和通胀），到今年下半年已转变为“一保一控”（保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），进入第四季明确为“四保”（保持经济、金融、资本市场和社会大局的稳定）。这一时期，尤其是今年10月以来，各类政策密集出台，包括降低存货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；上调全国近1/4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；通过降低首付比例、降低货款下限、减免交易税费等一揽子措施刺激房地产市场，等等。10月中旬的国务院常务会议，表示要尽快出台有针对性的财税、信贷、外贸等政策措施，并明确提出“加大投资力度”，这在2004年开始实施主要针对固定投资过快增长的宏观调控以来，是第一次。
　　
可以看出，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全面转向，即从此前数年以紧缩为特征的调控政策，转向扩张性的政策，包括全局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，也包括对部分行业或经济领域（如出口行业、中小企业以及房地产领域等）的直接扶持。这是中国政府针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，而做出的必要回应。更确切地说，这种政策转变反映的主要是政府对风险的一种警惕，是防患于未然，而与其他一些国家的救市、救经济有所不同，因为中国并没有出现系统性的问题。但从外围环境看，一般估计国际金融环境改善需时、世界经济将进一步恶化，中国经济面对的压力会有增无减，因而相信在既定的方向下，国内有关政策的力度将不断地加大。

对前景的基本估计
 　　
在环境改变、政策转向的情况下，中国经济的前景如何？对此问题需综合分析中国现阶段的各种有利和不利条件。目前中国经济有利的因素至少有三：一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依然相对封闭，金融业仍处于传统的、面向国内的阶段，与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的问题关系不大，也就不会直接受到冲击，这是目前比发达国家以及亚洲、拉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优越的地方。二是政策上有充足的空间，可以说大有可为。例如利率和准备金率经近年多次上调后都在高位，有下调的空间；信贷规模在此前受到限制，也有放松的余地。在经济高增长的过程中，中国的财政收入连年以远远高于GDP的速度高速增长，为政府积累了财力，而且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从2004年的2%降为2007年的0.8%，远低于国际公认的3%的警戒线，这就使政府无论是直接进行基建投资，还是间接以减税或各种补贴的形式刺激经济，都有很好的条件。三是通胀已经回落。国内CPI增幅已从4月8.5%的高位持续回落至9月4.6%的水平，9月的PPI虽然仍有9.1%，但自8月达到10.1%的高位之后也表现出了下行之势，而且全球经济降温的预期，已经使石油为代表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落并进入下行轨道，有望使中国近年承受的输入型、成本型的通胀压力大大减轻，从而可以提高国内采取扩张性的财政、货币政策的自由度。
　　
另一方面，需要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内、外部环境的变化，都不是短期的或局部的问题。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在加深和扩散，金融动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日益体现，并且已经从美国向欧洲、日本继而向新兴市场经济体蔓延，这是一场国际金融体系的灾难，也是此前世界经济过度依赖于美国市场、美国经济过度依赖于融资消费的一种平衡关系的打破，因而其调整绝非一朝一夕的事，这对于出口依赖度已经近四成的中国经济来说，会是一种持续的压力。国内来看，经过连年超高速增长之后，经济本身已经有了周期性降温的压力，去年以来的高通胀就可以视为高增长遇到了强大的资源约束；而国内房地产的降温，在很大程度上是此前一轮资产泡沫的消化过程。换言之，不论是上述国际的还是国内的负面因素，它们都既是周期性的，又是结构性的，因而其影响可能会持续多年。
　　
可以说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自高位下行的趋势已经确定，去年第二季是本轮增长周期的顶部；由于中国经济所处的工业化、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并未改变，而且政策在刺激经济方面有望发挥重大的作用，所以预计经济的降温可以是适度、有序的。在近期较密集的政策刺激下，第四季增长率可能较第三季有技术性反弹；由于世界经济很可能进一步走入衰退，并继续通过贸易环节影响中国的工业、投资以至就业、消费，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增速还要继续回落，初步估计全年在9%左右的水平。　

问题与风险
        
如前所述，中国经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御外部的冲击，政策是一个关键的因素，而在这方面，有一些问题是值得关注的：

1、投资还是消费？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，保经济增长无疑要靠内需，具体则包括内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。比较而言，扩大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最简便易行，而且见效最快；消费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，难以指望短期能调动起来，然而消费又是中国内需问题的根本，它对消化过剩的产能至关重要，也将决定更长时间里的中国经济的表现。目前看来刺激经济的政策会首先以投资入手，这是应对经济环境急速变化的需要，而且中国在基建方面确有巨大的需求、财力上也有此能力。但需注意的是这个办法并不是没有问题，仅从财政的角度来说，投资性支出多了，用于改善民生的转移支付自然会少一些，例如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等方面，而这些问题又直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，换言之，拉动投资有可能以挤占消费为代价。另外，如果各地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一哄而上，又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资源紧张和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，或增加产能过剩的压力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。因此某种意义上说，“保增长”政策的效果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投资和消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

2、“保增长”与经济转型的关系。为了防止经济的滑坡，对出口和投资的一些刺激和扶持是必要的，这就自然地产生一个问题，即有可能与经济转型的方向出现抵触，例如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、经济增长动力从外需到内需、从投资到消费的转变，或者说这些转型的努力可能不得不暂缓。这是一个如何兼顾短期需要与长远需要的问题。值得考虑的是，如前所述这一轮外围环境的变化，同时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调整的性质，可能要持续多年，因而国内的“保增长”同样需要从长计议。具体地说，在必须采取一些刺激性措施的时候，需要守住一些底线（如环保的要求）；如能借经济自身的调整来继续推动经济的转型，有利于让中国经济更健康，也符合在较长时间里迎战外部冲击的需要。

3、“救市”的正反两面。支持房地产的政策已于近日开始出台，由于房地产是近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，所以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方面的救市就是救经济。然而和其它救市政策一样，政策本身存在着有效性的问题和一定的风险，其中的关键是政策能否真正扭转市场的预期，尤其是在一般认为市场仍然存在泡沫的情况下。如果不能，政策出台后不见效反而会再次打击市场信心，或者可能是短时间见效，长期只是暂时拖延市场的进一步下行。这是投资者需要关注的风险因素，也是决策者需要充分考虑的问题。

高级经济研究员　
苏志欣